本报讯“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近日在此间召开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10周年纪念暨中日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描述的后一幅图画所披露的是他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有一条“书籍之路”。
王勇是经过10年苦心研究才提出以上观点的。10年前，王勇创办了日本文化研究所，他在研究中发现，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书籍这一途径实现的。他以中日之间典籍交流为突破口，对汉籍进行宏观上的研究，从中发现，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流布甚广，影响极深，这种影响是由中国的书籍传播出去的。他进而发现，上迄秦汉，下及近现代，这条书籍之路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沟通着中日两国的文化血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条古代书籍之路渐渐明晰起来。
书籍之路上可追溯至秦汉。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大批中国人因不堪苛政、苦役及战乱之苦，经朝鲜半岛或直接渡海迁徙至九州一带，将华夏文明移植到一块尚未开化的荒蛮之地——日本，这便是书籍之路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书籍仍主要经朝鲜再越海传至日本。至唐，日本派大量遣唐使入朝，书籍之路由中转变为直通，书籍之路进入高潮。但代价也巨大：使者常葬身大海，而此时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速度已大大加快，日本皇室对使团官员规定，如能“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并“多得文书宝物”，便可升官发财。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大大扩散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五代安史之乱导致战火频仍，文化遭受劫难，中国在汉字文化圈的至尊地位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为图文化的复兴，当时中国频频向日本购求本土散佚的典籍，书籍之路出现回流，部分因战乱而散佚在外的汉籍失而复得。这个回流过程延至明清，此时汉文化在日本已非常普及，中国与日本汉文典籍几乎同步，书籍作为商品可自由买卖，文化交流再度频繁，第二次书籍之路达到高潮。
至近代，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遏制外来文明侵入，同时，也割断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机延伸，书籍之路一度中断。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珍贵图书、典籍被日军劫掠，至今仍散佚在日。王勇说，他期待着通过书籍之路使其完璧归赵。
王勇说，文化的输送，不仅仅是付出，文化的摄取也不仅仅是领受，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交流才能使一种优秀的文化获得重生。王勇认为，文化交流应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的交流易消失，而精神的创造却可沉淀下来，成为人们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它对人们心灵的塑造及对社会进步有促进作用。如果说丝绸是盛唐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具有强大的再生机制，可超越时空惠及后代。这正是书籍之路的文化意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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